【大纪元2026年02月24日讯】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·梅尔茨（Friedrich Merz）即将启程访问中国。这将是他上任以来最受关注的外交行动之一。对柏林而言，这不仅是一场双边外交安排，更是一场在全球权力结构重组背景下的战略测试。
当前的德中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双重张力：经济依存仍然深厚，供应链与市场尚未松动；但战略互信下降，产业竞争加剧，价值与制度分歧日益明确。
因此，这次访问既关乎贸易现实，也牵动更大的问题——在大国政治回归的时代，德国将如何定位自己。
一、经济现实：高度依赖与结构失衡
2025年，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接近900亿欧元。德国对中国出口下降约10%，而中国对欧洲出口持续增加。中国在电动车、太阳能设备、化工与工业零部件领域的产能过剩，正加速流入欧洲市场。
德国经济界的焦虑集中于三个层面：
第一，产业过剩与价格竞争对欧洲市场的冲击；
第二，人民币汇率政策造成的竞争扭曲；
第三，稀土与关键原材料出口管制的地缘政治化。
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（APA）在一份提交给路透社的中国（中共）政策文件中指出，由产业政策导致的过剩产能、大规模补贴、扭曲汇率政策，以及日益将出口管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做法，正在削弱公平竞争并破坏全球市场稳定。
这种压力并非理论推测。德国工业界警告，如果中国（中共）进一步收紧稀土出口管制，德国部分工业产线可能在短期内面临停产风险。
二、梅尔茨的战略诊断：大国政治的回归
在访华前夕，梅尔茨于2月13日在《外交事务》发表署名文章《如何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》。他在文中写道，中国（中共）系统性地培养他国依赖，并重新诠释国际秩序；在可预见的未来，中国（中共）军力可能与美国匹敌。
他进一步指出，大国政治是一种零和逻辑：原材料、技术与供应链正在成为权力的工具。
这一判断与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相呼应。当时他直言，中国会系统性地利用他国的依赖。
梅尔茨的战略诊断包含三层含义。首先，单极世界已终结。冷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在让位于更为直接的权力竞逐。
其次，德国必须“组织力量”。他强调，德国并非无助，而是可以塑造环境；但前提是必须在欧洲框架内整合力量，建立战略自主。
第三，他反对全面脱钩。他明确表示，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一种错误幻想，但必须持续降低风险，减少单方面依赖。
上周五在基民盟党代会上，梅尔茨进一步强调，中国正试图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定义多边秩序，而在这种秩序中，言论自由、宗教自由与新闻自由不再居于核心位置。他表示，欧洲是否应与美国在自由与人权的理解上形成更紧密合作，“共同提出更好的答案”。
这一表态，显示他的对华政策不仅是经济议题，也嵌入价值与制度竞争的框架之中。
三、专家观点：中国强大，但并非无懈可击
德国外交政策专家丹妮拉·施瓦策（Daniela Schwarzer）在《商报》专栏中写道，中国强大，并追求科技与工业主导地位，但它并非无懈可击。
施瓦策曾任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主任，长期担任欧盟战略顾问，是德国政策圈最具影响力的战略分析人士之一。
她指出，中国经济模式制造过剩产能，内需疲弱，社会压力上升，这构成其结构性弱点。
更重要的是，她强调，如果中国将相互依赖工具化，仅仅在言辞上指出是不够的。欧洲必须制定具体、可衡量的降低依赖的目标，在稀土、关键技术与数位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动欧洲层级的政策协调。
她同时指出，德国应当发挥榜样作用。如果柏林一方面呼吁欧洲团结，另一方面却为本国企业争取例外待遇，那么欧洲的可信度将受到削弱。
她的核心判断是，欧洲真正的力量在于其单一市场与规则制定能力，但这种力量只有在内部一致时才会生效。
四、企业与国家：日益显现的张力
此次访华，梅尔茨将率领约30名企业高管随行，规模为20年来最大。代表企业包括大众、宝马、梅赛德斯-奔驰、西门子、拜耳、巴斯夫、阿迪达斯、DHL、德国商业银行、汉高、空中巴士、科思创以及勃林格殷格翰等。
企业界强调，中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与创新中心之一。但多位专家指出，企业利益与国家战略已不再自动一致。
学者安德烈亚斯·富尔达质疑，在中国政策上，究竟是政府在领导企业，还是企业在影响政府方向。
投资人兼中国观察者大卫·巴韦雷兹指出，如今企业与国家利益之间已出现明显裂痕。
MERICS专家伯恩哈德·巴尔奇则预测，未来数年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可能持续下降。
核心矛盾在于：企业追求短期利润，而国家必须考量长期安全与产业基础。
五、中国的依赖与脆弱性
尽管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关键地位，但其仍依赖欧洲市场吸纳出口，依赖德国高端机械与制造技术，以及特定半导体设备与工业软体。
同时，中国经济面临房地产危机、青年失业率上升与地方财政压力。这意味着，中国并非没有谈判压力。若欧洲能统一立场，其市场规模本身即构成杠杆。
梅尔茨在《外交事务》中写道：“我们并非无助地受制于这个世界，而是可以塑造它。”问题在于，德国与欧洲是否愿意为长期自主承担短期成本。
六、制度转向：专家委员会与行动计划
除了外交层面的表态，柏林正在推动制度性调整。
3月19日，“审查德中安全相关经济关系”的专家委员会将正式组建并开始运作。该委员会由来自德国工业联盟、MERICS、德国外交关系协会、国际战略研究所及德国工会联盟的专家组成。
这意味着对华经济依赖的评估将进入制度化与常态化阶段，而不再仅是政治辩论。
同时，德国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内部行动计划，包括强化投资审查、扩大高科技出口管制、建立原材料伙伴关系、设立韧性基金，以及加强关键基础设施保护。
这些措施与访华行程在时间上的接近并非偶然。它们向北京传递的讯号是：对话仍在，但风险管理已被纳入国家政策框架。
七、象征外交还是结构转向？
此次梅尔茨访华的真正意义，不在于签署多少协议，而在于是否释放两个讯号：对外——欧洲团结且有条件地合作；对内——愿意为减少依赖承担成本。
施瓦策指出，德国对华政策的成败，最终不取决于北京，而取决于欧洲自身。
在大国政治回归的时代，中国强大，但并非无懈可击；德国依赖中国，但也并非毫无筹码。
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合作，而是如何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维持战略自主。
这将决定德国在未来全球秩序中的位置。
责任编辑：叶紫微#
